油价市场化改革渐行渐近 完全放开或激化矛盾

由于征收客体不必一定是土地所有权，所以，征收方式可以多样化：剥夺所有权转归国家，剥夺土地所有权以外的其它所有权转归申请征收人，强制设立用益物权，强制设立债权，限制财产权的部分权能或某一权能的一部分，强制消灭某项权利，强制消灭某项权能，等等。

从二者的差别可以看出，组织法较宪法而言，明显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宪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法律又可以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法律，前者由全国人大制定，后者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偏低则是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只要重视起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是有可能的。至于同一层级的地方性法规之间、地方政府规章之间、自治条例之间以及单行条例之间，由于其效力仅及于所管辖的区域，即使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也谈不上冲突。有的执法机关由于编制不足，甚至还雇佣社会人员参与执法，行政执法水平不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有权机关应该在法律规范实施一定时间或特定时间出现后对其进行清理。尽管学术界不承认其法源地位，但其他规范性文件在客观上一直是行政执法的法源。

《宪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发布决定和命令……。（一）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冲突严格意义上讲，不同层级间法律规范产生的矛盾不能视为法源冲突。为了能使读者看懂它所使用的法学语词，该书专门附有一册《解字》。

因此，《中华民国约法》第14条之规定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前述，由于统治权并不为正式的宪法所接受，因此，其在宪法史中的历史命运显然是被抛弃。{63}这里虽然没有使用统治权，但是从《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规定来看，政权和治权与统治权密切相关。（三）统治权即主权最后一类，就是将统治权视为主权。

{41}而早在近代日本19世纪7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统治已经被广泛采用，因为只有统治概念的流行，才会顺理成章地形成统治权概念。统治权和人权应当是国家主权所对应的最高国家利益。

本文首先通过既有的宪法文本分析统治权的分布情况。{26}伊藤博文甚至记录了治的翻译：theocracy即神治，其中theo是谓神，cracy是谓治，即受神命主持统治之政体也。如此看来，君主的大权决非来自其他因素，乃依据与君主人身密不可分之自己的权利而掌握者。日本学者通常将统治权解释为国家权力。

从时间上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出台之前往往以统治词汇为准，而此后则基本上均以统治权词汇为准。{8}这些词汇基本上涵盖了以权为基础的所有词汇。然而，这种想象从前面古今词典的对比来看显然是不可靠的。{18}从表达意思来看，统权似与君联系在一起。

假设孙中山在《临时约法》制定过程中没有提出主权在民条款，那么，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也就不会聚讼纷纭。当然，统治权在近代中国早期并不存在似无疑义。

这种用法在近现代中国非常常见。{12}唯一的例外就是在有限的文献中存在着统治词汇。

{49}不过，由于语义场的变化，因此这些民主型准宪法在规定统治权条款时往往非常特殊。统治权是一个‘关系范畴，它是以国家与公民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离开这个基础说统治权，就如同离开‘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人权一样的空洞。{39}此番争论之后，统治权式微，主权成为主流词汇。然而，主权及统治权又都属于国家要素，若仅以一方作为要素，似于国家之权力，一方具有最高性质，一方具有命令强制性质，不相适合。统治权词汇的出现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对此，在研究中尚未引起重视。另一方面，统治权也影响了近代日本对近代德国国法学概念的认识。

{46}这表明，在这种类型下，统治权是不受制约的。以约法为例，三部约法不约而同地使用了统治权这个词汇。

从现有材料来看，统治权在报刊中的介绍在1905年就出现。根据多数学者的通说，大概是将主权表示为国权之最高性质，也就是指不受任何较高权力支配之权力。

从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史来看，19世纪前期中国翻译的西学著作不仅影响了近代中国人认识西方的方式，也影响了近代日本人认识西方的方式。这两种结构并不意味着字义不同，而是基于不同的宪法语境而作出的不同表述。

可见，其所关注的焦点是统治权问题，而不是主权问题，因为，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后，至少从形式上来说，主权始终在民这一边，任何政治势力均不可能正面否定这一法政信条。其次，统治权是日本明治时期制宪的产物。Machtvolkommenheit表示的似乎是某种绝对意义上的权力的完整性（ plenitudepotestatis） ; Souvonetat起初有时候仅仅意味着是staatsgewalt的一种属性，但是后来取代了其他普通单词，而现在成为和英语主权或法语souverainete相对应的单词。{42}此外，还有一类主张国家主权说，{43}将国视为统治权的主体，如《何震彝拟宪法草案》、《席聘臣拟宪法草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节本）（薛毓津拟），可谓停留在纸面上的一类

之所以会形成土地财政，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当然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诱因，但其它几个方面的诱因或许更重要：第一，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第二，修改《物权法》有关土地征收的规定。

于是，问题就产生了：要么，不改变土地权属关系，直接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设现代化城市。第三个问题，土地征收的方式。

严重的甚至还引发了暴力冲突。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而乡村干部权力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延伸部分，其腐败同样直接损害了农民和农民集体的受补偿权。当前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由务农转为务工经商，所以我们当前统计城市人口，是将这些并未改变户口身份的农民统计在内的。如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翠兰等六人与庐山区里乡黄土岭村六组土地征用费分配纠纷一案的复函》认为，当事人为土地征用费用的处理发生争议，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应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最后，由于实践中行政机关滥用公权力的现象十分普遍，所以，立法应积极有所作为，在法律实体上对公共利益作出相对具体的界定，以限制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其假借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益，以收事前预防之效。仅有的规定（《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

由于我国农村现状是人多地少，而且农村没有建立普及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生活依赖于土地，失去土地就失去了生活来源，因此，在土地征收中，为避免土地征收造成农民生产和生活困难，应当建立事前补偿程序，防止征收补偿款被拖欠和截留。第二，法律界分公益和私益时所应注意的问题。

个人主义者的解决方法是：采取还原法，一律还原成个人利益，然后在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比较，大小优劣轻重缓急，一目了然。在前人的探索中，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值得我们关注：共同体主义的观点，认为存在着超越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